一
有一天陆川约我去聊聊，他要拍《南京！南京！》。
有个日本侵华老兵也在，86岁了，来捐当年的军服军刀。
我没做过涉日的节目，算是第一次见到日本兵。他是头发雪白的老人，走不动路了，我给他搬了把椅子，他道谢不已。
他还带了一只小小的瓷碗来，很细腻。他说是他母亲在他临上战场前用来盛酒的，在整个战争中他一直揣在怀里，没有丢，也没有碎。
嗯，他也是一个人的儿子。
但听他说到1941年在太行山打仗的时候，用什么样的枪，怎么开枪射击，我下意识缩身后退，盯住他的脸，就像那后面隐藏着另一张脸。
他打仗的地方，离我家乡不远，我的曾祖父当年写下“曾因向日鞭葵花”后不久郁愤而死。
这个士兵也是人子，对自己母亲的柔情，让他在战火中保留住了一只易碎的瓷器。但为什么说起在我们国土之上，他闯入村庄并开枪射击时，却一点迟疑都没有？
二
陆川当初跟我谈起这个剧本的创意时，说他想通过电影了解：一个普通的人，富有人性的人，为什么会变成狂热的施暴者？
我们听到的说法都是：战争使然，是当时右翼分子和军国主义者控制了这个国家。
但是，如果只有控制与镇压，没有普通国民的支持和参与，没有母亲们以酒饯行送儿子上战场的激情，这场战争就不会演变成如此巨大的灾难。
那么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一个懂得热爱家园，知道畏惧死亡，能够亲其亲并且对邻人友爱的人，为什么可以接受侵略与杀戮？
三
我送了本书给陆川，是《朝日新闻》从1986年开始征集的读者来信，记录普通国民对于二战的回忆。
第一封信是66岁的熊田雅男写的：“有人质问，当初你们为什么没有反对战争？我想，是因为国民已经被教育得对上边做出的决定不抱怀疑。”
当时还是少女的羽田广子说：“我所知道的是，日本人口增加，农村凋敝，甚至迫使和我一样年龄的少女卖身，让我心痛不已。列强在离本国很遥远的地方有很多殖民地……国内外的压力，让我这个小女孩也感受到了欺侮，真是五内如焚，不管是谁，都自然而然地认为只有战争才能解决问题。”
直到1986年，63岁的岩浪安男仍然认为：“为了我国的安定，必须绝对保证我国在包括满洲在内的中国内地的利益，如与英美妥协，等于将我国的未来听任他们安排。”
他说：“我是被这样教导的，我也相信这一点。”
四
那么，知识分子去了什么地方？那些本来应该发出声音和警示的人呢？
昭和十二年，日军入侵华北日渐深入，桥本正邦是当初《东大新闻》的记者，他采访东京大学的研究员，他们正在策划日语教学计划，“要促成华北的日本化”。东大的校长和理学院的教授反对这样的计划——“不要再为了日本的利益去妨害支那人的生活”。但是，桥本说，“随着‘要跟上形势整肃学风”的叫嚣，自由主义派的教授一个一个被解职，或者沉默下去。1925年，《治安维持法》颁布，警察面对“煽动”或是“不敬”，可以有极大的权力处置。一开始是对军队与政府不利的消息不宣布，后来发展为对军队和政府有利的消息要大力宣传。
那些敢于坚持自由立场、发出不同声音的媒体，成为受害者。1936年，暴徒袭击朝日新闻社，砸毁办公室，记者因批评政府被骚扰或逮捕。
在大众传媒上，盛行一时的是，有奖征集军歌和“为飞机捐款”的新闻。
五
反对战争的人，被叫做“思想犯”和“非国民”。在74岁的稻永仁的信里，他记录了一个当年的小学教师，因为这个罪名而遭逮捕，又被作为现役兵扔进军队的遭遇。他说，老兵和下士官眼神中带着对知识分子的反感，因为他是思想犯、非国民，军队会默许对这样一个人的半公开的暴力行为。
“他们先喊一声‘摘下眼镜，接着铁拳打得他鼻青脸肿，满嘴的牙东倒西歪，第二天早上喝酱汤都钻心地疼。”
后来，钉着36颗大头钉的军鞋、棍棒、木枪，都成了打人的工具。连两年兵龄的新兵也发疯似的对他挥舞棍棒。
“那时部队在靠近中苏东部边境的老黑山露营，是国境线。有的士兵自杀了，有些人逃跑了。卫兵实弹上岗，他抱着短枪上岗时，也曾经有好几次把枪口塞进嘴里——但是，战争终究会结束，无论如何，也要看着和平和民主降临这个国家，这个顽强的信念阻止他去死。”
在信的末尾，稻永仁说：“这个人就是我，时间是1938年，离战争结束还有很长时间。”
